生平：

张我军（1902年10月7日－1955年11月3日），作家，在台湾台北县板桥市出生长大，祖籍福建省漳州府南靖县，原名张清荣。笔名一郎、野马、M.S.、废兵、老童生、剑华、以斋、四光、大胜等。他是台湾日据时代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引燃者。张我军与当时旅居北京的台籍菁英连震东、洪炎秋、苏芗雨等并称「四剑客」，作家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「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」。张我军始终反对运用方言于白话文写作，曾指出：「我们日常所用的话，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。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，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，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，已是无可疑的。」1997年，台北县政府「为乡里人杰塑像」，在其母校板桥小学立张我军石像，表彰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贡献。

贡献：

日据时期，1924年（大正12年）之前，台湾的文学界笼罩在一片吟风弄月，无病呻吟的击钵、吟唱旧诗之中，加上台湾总督府对士绅阶级的怀柔政策，鼓励吟诗、做对，更使这班士绅大老、权贵青年不事反省关心其本身所处的政治、社会现状，沈醉于风花雪月的迷梦中，社会上许多青年学子亦群起仿效。直到1924年4月6日，张我军于「台湾民报」上登出一篇文章《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》，才一记打醒了许多人的春秋大梦，揭起了台湾新文学的大旗，欲打倒那陈腐颓败的旧文学。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有它重要的时代意义，代表着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意识，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，透显出反日，反封建的时代精神。张我军的重要性，即他是这一运动的开路先锋，带引起日后台湾文学界的波涛巨浪。

影响：

他影响台湾文坛最钜的事情，是他于1924年4月与11月于《台湾民报》发表的〈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〉与〈糟糕的台湾文学界〉，该两篇抨击台湾旧文学与旧诗人的文章，引发台湾日据时代新旧文学论战。〈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〉原载1924年4月21日《台湾民报》第2卷7号，是张我军大力批判台湾传统文学的第1篇作品，批评当日台湾传统文学有诸多弊病：「诸君怎的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，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，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，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。想出出风头、竟然自称诗翁、诗伯，闹个不休。」张我军正面痛击当日流于文字游戏，竞求虚名的文风，然有些说法也流于以偏概全，如「台湾的诗文等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的价值的，且又不思改革，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，滚到百年千年，也只是滚得一身臭粪。」这些文字洋溢情绪语言，全盘否定台湾的传统文学。此文发表之后并未立即引起日据时代新旧双方阵营的正面对垒，但也为后来新旧文学论争埋下对立的火种。〈糟糕的台湾文学界〉原载1924年11月21日《台湾民报》第2卷24号。批判当时台湾文学除诗外，似乎再没别种文学，老诗人将诗流于文字游戏、沽名钓誉及迎合权势者，迷恋于与台湾总督当道酬唱，这种文风迷惑一般活泼的青年，养成偷懒好名的恶习，社会上固然诗社林立，却没产生差强人意的作品，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。称新理想主义、新现实主义已布满了全世界的文坛，但「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，情愿做个守墓之犬，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。」日本和中国的文学已有新气象，台湾当洗刷陈腐颓丧的文风，师法这二国的文学改革，并呼吁发展新文学当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、中外好的文学作品（诗、戏曲、小说等）。本篇发表之前，文言白话的优劣在台湾仅有4年的零星讨论；但本篇正面痛击传统文人，力道又较陈炘、甘文芳、陈端明〈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〉严厉许多。据翁圣峯〈日据时期台湾新旧文学论争新探〉的统计，本篇发表之后一年内就出现了92则新旧文学相关的论争文献。本篇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，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学进化观，认为「古典主义之当废」是不容余喙的真理，遭致传统文人的不满。旧文人认为文学变迁自有其特殊性，其模式不必然如生老病死的机械历程；以「守墓犬」比喻传统文人亦引起反弹，使得新旧文学论争有的流于意气之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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