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叶适】的意思和解释
【叶适】 是什么意思(来源:辞典修订版)
- 人名。(公元1150~1223)字正则,号水心,宋永嘉人。淳熙进士,官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,迁宝文阁学士。其学以功利尚实为主,与当时性理之学相抗衡,又对古人及古书作大胆之讥评。着有《水心文集》、《习学记言》。
【叶适】是什么意思(来源:辞书)
- 叶适(1150~1223)号水心,字正则,南宋浙江永嘉人,学者称为水心先生。孝宗淳熙五年(1178)中进士,授平江节度推官,召为太学正,由秘书郎出知蕲州,入为尚书左选郎官,迁国子司业;力求补外,嗣降为奉祠,起为湖南转运判官,知泉州,召为兵部侍郎;丁忧,服除后权工部侍郎,以用兵除知建康府,兼沿江制置使,兵罢夺职,改任奉祠官凡十三年而卒。享年七十四岁,諡文定。
水心之学源于薛季宣(字子龙,号艮斋)、陈傅良(字君举)者为多,虽亦问学郑门(郑君望,名伯熊),然在〔祭郑君望龙图文〕中说:「某之于公,长幼分殊,登门晚矣,承教则疎。」与陈傅良则于孝宗隆兴二年(1164)在瑞安相识,过从甚密,其时水心仅十四岁,嘉泰三年(1203)陈傅良卒,水心在〔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〕中即谓:「陪公游四十年,教余勤矣。」与薛季宣则系乾道五年(1169)相见。薛季宣乾道九年卒,享年四十,交游请益时间较短;陈傅良作薛艮斋行状时自称门人。水心较陈傅良晚出,叶、陈二人应有师生之谊。
全祖望在〔水心学案〕中说:「水心较止斋(陈傅良)又稍晚出,其学始同而终异,永嘉功利之说,至水心始一洗之。」其实水心之学,仍崇尚功利,反对专尚义理之空言,主张要做到务实而不务虚。因此他在〔水心文集〕中指出:「欲明大义当求公心,欲图大事当立定论。自献者追愤,自安者忘仇,非公心也。勇者惟欲进,怯者惟欲止,非定论也。善为国者,务实而不务虚,择福而不择祸,条目先定,而始末不差,斯所谓公心矣。措己于安,而制敌之危,斯谓定论矣。」他把永嘉功利之说,与程、朱义理之说统一起来,而作进一步的发挥。
水心从二十四岁(1173)进入仕途,到开禧三年(1207)被弹劾夺职,其担任官职达三十四年;他对整兵备战方面,提出了一套改弱就强、实德与实政交修的方策,并发挥了初期的实效。他方策中的主旨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,整兵而不急于用兵,而更重要的方策则在节用减赋,以宽民力,朝廷则以其迂缓而不用。
除军国大计外,水心在论学校之弊及改革之道方面,亦提出了具体的卓见,他在〔水心文集〕中指出:「何谓京师之学,有考察之法,而以利诱天下,……本朝其始建学,久而不克就,至王安石乃卒就之,然未几而大狱起矣。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,旋为大官,宣和靖康所用误朝大臣,大抵学校之名士也。及诸生伏阙搥鼓,以请起李纲,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,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,无如太学之士。及秦桧为相,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己,而以小利啗之,阴以拒塞言者。士人靡然成风,献颂拜表,希望恩泽,一有不及,谤议喧然,故至于今日,太学尤弊,遂为姑息之地。夫正谊明道,以此律己,以此化人,宜莫如天子之学,而今也何使之至此。盖其本为之法,使月书季考,核定分数之毫厘,以为终身之利害,而其外又以势利招徕之,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。何谓州县之学,无考察之法,则聚食而已。往者崇观宣和间,盖尝考察州县之学,如天子之学,使士之进皆由此,而罢科举。此其法度未必不善,然所以行是法者,皆天下之下人也,故不久而遂废。今州县有学,官室廪饩无所不备,置官立师,其过于汉唐甚远。惟其无所考察,而徒以聚食,而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矣。州县有学,先王之余意,幸而复见,将以造士使之俊秀,而俊秀者乃反不愿于学,岂非法度之有所偏,而讲之不至乎!」因此水心所言学校改进之策,以为太学应更法定制,变其故习,无以利诱;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,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,使源流有所自出;其卓然成德者,则朝廷官使之。州县之学则宜使考察上于监司,闻于礼部,达于天子;其卓然成德者,或进于太学,或遂官之。
水心论学校时,又以法令细密、师资素质低落为病;认为「三代以后人才莫盛于宋,而致治则不及汉、唐者,盖以汉、唐法令宽简,人才类能奋其才智,果作敢为,而得遂其所成」。宋制则烦苛周密,「摇手举足,辄有法禁」,「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区,教化所从出」,而「烦苛愈于治狱,条目多于防盗」,于是官学衰而私学盛,「老师宿儒,尽向之书院」。
水心之着作,有〔习学记言〕五十卷,〔水心文集〕二十八卷,〔拾遗〕一卷,〔别集〕十六卷,〔制科进卷〕九卷,〔外稿〕六卷。其前期(1173~1207)着作,只是辑录经史百氏条目,而未加以评论;而后期(1207年从金陵回到故乡以后)着作,则「根抵六经,折衷诸子,剖析秦汉,迄于五季」,并对六经诸史子以及宋〔文鉴〕都加论述,对程、朱的理学,甚至子思、孟子、曾子以及理学家的道统论,并作批判,除发挥薛、陈二人的思想外,也提出其独创的见解。
水心在〔习学记言序目〕卷四中说:「自有〔易〕以来,说者不胜其多,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,……虽非昔之淫诬怪幻者,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,耀于文以逞其流,于〔易〕之道犹曰出入焉而已。余既条其大旨,稍厘析之,诚焕然如此,则孔氏之成书翳而复明,〔易〕之道其庶几乎!」
以上他对程、朱易学之批判,是要「尽废后儒之浮论,稽合于孔氏之本统」。他指出「易有太极」,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,其实非孔子一人所作,乃集〔易〕者会集而成。孔子为了「明卦爻之指 ,黜异说之妄」,只着了〔彖〕、〔象〕二篇,根本没有提出「太极」说。
他并认为对〔中庸〕与〔大学〕的解说,应「以孔子之经以求之」,后儒对〔中庸〕之解说,不仅失孔子之意,且使〔中庸〕「轻重失伦 ,虚实无统」。他又认为子思年十六着〔中庸〕一说,不能无疑。此外,他认为〔大学〕中「致知格物在心、意之先,而不是在心、意之中」。「知之至者,皆物格之验也;有一不知,是吾不与物皆至也。」这与程朱「格物即穷理」的观点完全不同。又他尚说:「古诗作者,无不以一物立义,物之所在,道则在焉,非知道者不能说物,非知物者不能至道。道虽广大,理备事足,终归之于物,不使散流,此圣贤经世之业,非习文辞者所能知也。」提出他实学的观点,强调物的客观性,认为必须经过「物格」的检验,才能证实物的存在,离开了物(亦即人伦日用)或不与「物」接触,就不会有认识。
在道统论方面,他不同意孔子传曾子,曾子传子思,子思传孟子;更反对程、朱承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的统绪。他用很多分析与论证,否定了「曾子亲传孔子之道」的说法,他指出:「孔子尝告曾子,吾道一以贯之,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。此与孔子之道不合。」又说:「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,无曾子;曰:『参也鲁。』」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,或曾子于孔子后殁,德加尊,行加修,独任孔子之道,然无明据。又按曾子之学,以身为本,容色辞气之外,不暇问,放大道多所遗略,未可谓至。又按伯鱼答陈亢无异闻,孔子尝言「中庸之德民鲜能,而子思作〔中庸〕,若以〔中庸〕为孔子遗言,是颜、闵犹无是告,而独閟其家,非是;若子思所自作,则高者极高,深者极深,宜非上世所传也。然则言孔子传曾子,曾子传子思,必有谬误。」这样推翻了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,则韩愈所提出而为理学家尊奉的道统说也就站不住脚了。
其次,他更批判了思孟的心性说,认为「自孟子始,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,专以心性为宗主,以致虚义多实力少,测知广,凝聚狭。」与尧、舜以来内外交相成的道理不合。又说:「告子谓性犹桮棬,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,尚不为恶性者。而孟子并非之,直言人性无不善,……以此接尧、舜、禹、汤之统。虽论者乖离,或以为有善有不善,或以为无善无不善,或直以为恶,而人性之至善,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。……余尝疑汤『若有恒性』,伊尹『习与性成』,孔子『性近习远』,乃言性之正,非止善字所能弘通。」不为无当。
关于学者对水心等事功派的评价,朱熹在其〔语类〕中批评:「永嘉、永康之说 ,大不成学问,不知何故如此。」陈振孙在〔直斋书录解题〕中别说:「水心之学,大抵务为新奇,无所蹈袭。」又称:「其文刻削精工,而义理未纯明。」黄溍言:「叶正则推郑君望、周恭叔以达于程氏,若与吕氏同所自出,至其根抵六经,折衷诸子,凡所论述,无一合于吕氏,其传之久而不废者,直文而已,学固勿与焉。」直把水心看作文士。全祖望则曰:「水心天资高,放言砭古人多过情,……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,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。乾淳诸老既没,学术之会,总为朱、陆二派,水心齗齗其间,遂称鼎足。」肯定他在学术上之地位。黄棃洲亦谓:「水心之学,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,所言不无过高,以言乎疵则有之,若云其概无所闻,则亦堕于浮论矣。」又说:「今观黄、全二氏所采录,纵有若干条言或稍激,然其直探古学来源,切合人心治道,祛弊去蔽,有足发学者之深思者,不能以其多违前人之说而谓之末纯也。」黄、全二氏之论,似较为持平。
--作者:程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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