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人名。（公元1019～1086）字君实，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。哲宗初，入朝为相，罢王安石新法，恢复旧制。卒赠温国公，諡文正，世称为「涑水先生」。着有《资治通监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纪闻》等。

生平

【大纪元2月24日讯】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，进士出身，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、御史中丞、尚书左仆射，后追封为温国公。由他编着的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着作。

在司马光的一生中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。史料记载，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，谨身节用。他在《答刘蒙书》中说自己「视地而后敢行，顿足而后敢立」。为了完成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历史巨着，他不但找来范祖禹、刘恕、刘敛当助手，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。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，非常生气，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：读书前，先要把书桌擦乾净，垫上桌布；读书时，要坐得端端正正；翻书页时，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，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。他教诫儿子说：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。

特色、作品

为了实现着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，他15年始终不懈，经常抱病工作。他的亲朋好友劝他「宜少节烦劳」，他回答说：「先王曰，死生命也。」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、生活作风，使他的儿子深受启迪。

在生活方面，司马光节俭纯朴，「平生衣取蔽寒，食取充腹」，但却「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」。他常常教育儿子说，食丰而生奢，阔盛而生侈。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，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。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，极力提倡节俭朴实。

在文中他明确指出：

其一，不满于奢靡陋习。他说，古人以俭约为美德，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，实在是要不得的。他又说，近几年来，风俗颓弊，讲排场，摆阔气，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，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。为了酬宾会友「常数月营聚」，大操大办。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，为此，他慨叹道：「居位者虽不能禁，忍助之乎！」

其二，提倡节俭美德。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、仁宗时李亢、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，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：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」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「大贤之深谋远虑，岂庸人所及哉。」接着，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：「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」接着，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。他说：「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。夫俭则寡慾。君子寡慾则不役于物，可以直道而行；小人寡慾则能谨身节用，远罪丰家。」反之，「侈则多慾。君子多慾则贪慕富贵，枉道速祸；小人多慾则多求妄用，败家丧身。」

其三，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。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，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。他曾对儿子说过：西晋时何曾「日食万钱，至孙以骄溢倾家」。石祟「以奢糜夸人，卒以此死东市。」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，「子孙习其家风，今多穷困」 。

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：读书要认真，工作要踏实，生活要俭朴，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，然而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。正是这些道德品质，才能修身、齐家，乃至治国、平天下。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」的警句，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。在司马光的教育下，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，并以俭朴自律。他历任校书郎、着作郎兼任侍讲，也以博古通今，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。参考资料

• 　　司马光(1019~1086)字君实，号迂夫，晚号迂叟，北宋陕西夏县涑水乡人，学者称涑水先生。光年七岁，即凛然如成人，与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没水中，光持石破瓮，儿得活，京洛间尽传其事。仁宗宝元元年(1038)中进士甲科，时年甫冠，性不喜华靡，闻喜宴独不戴花，同列日：「君赐不可违」，乃簪其一。历官国子监直讲、太常博士、祠部员外郎、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未几，同知谏院，进三劄子：其一论君德，曰仁、曰明、曰武；其二论治道，曰任官、曰信赏、曰必罚；其三论练兵，曰务精不务多。又进五规：曰保业、曰惜时、曰远谋、曰谨微、曰务宽。仁宗皆纳之。始帝不豫，国嗣朱立，人莫敢言；谏官范镇首发其议，时光为并州通判，闻而继之，疏三上，且贻书劝范镇以死力争；帝感悟，曰：「送中书。」司马光见韩琦等曰：「诸公不及今定议，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，以某人为嗣，则天下莫敢违。」皆拱手曰：「敢不尽力。」不久，诏立濮王允让之子宗实为皇子；进知制诰，固辞，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，如谏院。及神宗用王安石为相变法，光与王安石原为至友，至此为国事与王安石争辩不合，尝规其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并谓：「介甫（安石）文章节义，颇多过人，但性不晓事，而喜遂非。」而王安石则答以：「受命于人主，让法度修之朝廷，以授之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，同俗自媚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其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」光曾三次致书相劝，仍不接受，二人遂绝交。
  　　熙宁三年(1070)二月，神宗任光为枢密副使，凡上六次劄子坚辞不受，力求外任，乃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；到任后，仍上奏乞免永兴里路青苗役钱；次年，徙知许州，又辞，坚请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遂移住洛阳，专心修〔资治通监〕，自是绝口不论朝政。
  　　元丰八年(1085)，神宗崩，六皇子煦立，是为哲宗，时年十岁，太皇太后高氏（英宗后）及宣仁太后同垂帘听政，以司马光为相，并用吕公着；是年七月，罢保甲法，十一月罢方田法，十二月罢市易法及保马法；元佑元年(1086)三月，诏详定役法，八月诏常平依旧法，罢青苗法。至是，光已尽改熙宁、元丰法度。
  　　时与司马光同党者有吕公着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苏赋、苏辙、刘安世、李常、吕大防、王岩叟、刘挚等人，称为旧党；新党如吕嘉问、邓绾、蔡确、范子渊、章淳、李定等，均黜退。然不久旧党内部以意见不合，又分成朔派、洛学、蜀派三派：洛学以程颐为首，其门人有司谏贾易，左司谏朱光廷辅之；蜀派以苏赋为首，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为辅；朔派则以光为代表，刘挚、王岩叟、刘安世属之。熙丰用事之臣，自元佑以来对旧党颇多怨恨，阴侍间隙，旧党既分裂，遂群起而攻；吕大防、刘挚患之，欲稍引用，以平夙怨，以苏辙反对而止。
  　　元佑八年(1093)，太后崩，哲宗亲政，改元绍圣，杨畏叛吕大防，称述熙宁、元丰政事，哲宗遂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凡元佑所革，如免役法、保甲法等，皆复之；又立市易法，诏进士专习〔三经新义〕，并除〔字说〕之禁。
  　　先是熙宁年间，光居洛阳十五年，天下以为其宰相，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，即妇人孺子亦知其大名；帝崩，赴阙临，卫士望见，皆以手加额，所至民遮道聚观，曰：「公无归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」及为相，两宫虚己以听，言行计从；光亦感知遇之恩，欲以身殉社棱，宾客悯其体蠃，谓宜少节烦劳，光日：「死生命也。」为之益力，病革，不复自觉，谆谆如梦中语，然皆朝廷天下事。元佑元年九月卒，享年六十八岁；太皇太后闻之恸，与帝临其丧，禭以一品礼服，赙特厚，赠太师、温国公 ，諡文正 ，赐碑曰「忠清粹德」；京师人罢市往吊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过车，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，都中及四五皆画像以祀，饮食必祝。
  　　司马光孝友忠信，恭俭正直，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礼；兄旦，年将八十，奉之如严父，保之如婴儿；自少至老，语未尝妄，自言：「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」诚心自然，天下敬信，陕、洛间皆师其学，化其德，有不善则曰：「君实得无知之乎？」于学无所不通，惟不喜释老。
  　　司马光虽与王安石意见不合，亦仅言新法不便，而未尝攻安石之学术、诋及其私德。元佑元年四月，安石卒于江宁，光致吕晦叔（即吕公着）书，盛称其文章节义过人，并力请朝廷优予抚恤。另朝廷敷赐安石太傅时，敷文为苏东坡手笔，东坡誉之为「希世异人，学贯千载，卓绝之行，风动四五」。司马光、苏赋为排安石最力者，而对之称誉备至，由此也可见北宋之党争，乃为国事而争，与南宋之挟私怨而争有异。
  　　司马光着有文集八十巷，其他着述二十种，五百余卷；其中最重要之着作为〔资治通监〕。
  　　司马光编着〔资治通监〕一书，先后费时十九年(1066~1084)，助修人员有刘恕、刘放、范祖禹三人；另其子司马康则检阅校对其文字。此书于元丰七年十二月完成，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（公元前403~公元959），修成二百九十四巷；又略举事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，为〔目录〕三十巷；另参考群书，评其同异，俾归一途；为〔考异〕三十巷；合为三百五十四卷。
  　　梁启超说：「司马光的〔资治通监〕，价值不在〔史记〕之下，他的贡献，全在体裁的创作。自荀悦作〔汉纪〕以后，袁宏作〔后汉纪〕，干宝作〔晋纪〕，都是断代的编年体，到〔资治通监〕才通各代成一史。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，由司马光综合起来，简繁得宜，很有分寸，文章技术，不在司马迁之下。先头作了长编，比定本多好几倍，后来又另作〔考异〕，说明去收的来由，作〔目录〕，提挚全书的纲领，体例极完备，〔考异〕的体例尤其可贵。我们学古人着书，应学他的方法，不应学他的结果。固然〔考异〕的方法，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，我们还可以纠正，但不相干，只要他能创作这种方法，就已有莫大的功劳。自有此法以后，一部史书着成，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、根据的所在。所以司马光在史学上的地位，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。」又说：「其所经纬规制，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，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培。后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，作〔通监纲目〕，窃比孔子之〔春秋〕，然终莫能夺也。光书既志五代，后人纷纷踵而续之，卒末有能及光者。」由此可知司马光实领导宋以下近千年之史学；其在史学上的功迹，已可永垂不朽。
  　　绍圣之初，新党再起执政，御史周秩论司马光诬谤先帝，章惇、蔡卞请发家断棺，诏夺赠諡，仆所立碑，追贬其官职为崖洲司户参军；徽宗立，复太子太保；蔡京擅政，复降正议大夫。蔡京并撰奸党碑，今郡国皆刻石；长安石工安民辞曰：「司马相公者，海内称其正直，今谓之奸邪，不忍刻也。」府官欲加罪，泣曰：「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后世。」闻者愧之；靖康初，还赠諡；建炎中，配享哲宗庙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