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东汉末，桓帝、灵帝之际，宦官干政弄权，朝纲大败，太学生起而批判，反遭奸宦构陷，被捕入狱者数百人，而校尉李膺、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等人均被杀。前后共两次，朝中贤良尽失，史称为「党锢之祸」。

起因

党锢之祸(Disasters of Partisan Prohibitions)是因为东汉桓帝、灵帝时期外戚和豪族的勾结所造成的动乱。因为外戚专权时常会遭到反击，而外戚却又以皇太后林朝为背景，透过内朝来控制政权。幼帝长大成人后，在皇宫内既被外戚所孤立，于是和平时接近的宦官联合，意图突破孤立的状况，以恢复政权。例如：和帝时，和帝与宦官与郑众等人相谋，诛杀外戚的领袖窦宪。这是东汉宦官掌权之时。但宦官真正掌握实权乃在桓帝之时。桓帝与五宦官相谋灭外凄梁冀，受封为侯，从此掌握朝廷大权。因此，和帝以后，外戚与宦官在内朝龙争虎斗，轮流掌权。宦官掌权之后，即利用族人与养子任地方大员，与豪族勾结，鱼肉乡民，其情形和外戚如出一辙。

经历

在内朝掌政的情况下，政治上慢慢出现了批判势力。这些事例大都来自有关未而无权利的外朝官僚。其批评对象都指向宦官。外潮的批评始于安帝，但批评者不是自杀，即是下狱而死。至桓帝时，批评者已成为一股庞大的势力。这些批评者大多为儒者出世，称为「清流」。清流派的结构大致是外朝官僚、非宦官派的地方官、受排拒的豪族、不受重视的乡论以及太学生为主，在过及于其他地方。批评势力兴起，当然会受到当权派宦官的压制。因此，在翰墨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。第一次发生在桓帝(注1.)延熹九年(公元一六六)，李膺等两百多人以结党惑众为由，被处终身禁锢，不得为官。第二次则发生在桓帝去世，灵帝(注2.)即位后。外戚窦武与清流派陈蕃、李膺联合士子，欲杀宦官，反被宦官所制，窦武自杀，陈蕃被杀，遭到禁锢(不得为官)者达六、七百人。清流全被逐出朝廷。宦官派势力如日中天，不仅乱政，亦鱼肉人民，以致激起农民的叛乱。提倡以宗教老式的「黄巾」(注3.)集团声势浩大，终于引发全中国的大动乱，汉家政权摇摇欲坠。

关键字

中文关键字：汉桓帝、汉灵帝、黄巾

英文关键字：Emperor Huan of Han、Emperor Ling of Han、Yellow Turban Rebellion

出处

李永炽/着。中国全集2历史中国，1982年出版，页64。锦绣出版社有限公司。

• 　　党锢之祸为东汉迫害士人事件；事起东汉桓帝、灵帝间，直接肇因于李膺拘杀张成之子。据〔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〕载，桓帝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，推占当赦，遂教子杀人。时李膺为河南尹，督促捕捉；既而逢宥获免，膺愈怀愤疾，竟案杀之。初，成以方伎结交宦官，帝亦颇问其言。宦官教成帝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谤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令下郡国，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用忿疾。案经三府，太尉陈蕃因其冤，拒之，帝愈怒，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。其辞所连及陈寔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赏购募。使者四出，相望于道。事在桓帝延熹九年(166)。明年，尚书霍諝、城门校尉窦武并表陈情，帝意稍解。又因膺等供词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惧，请帝以天时（日蚀）宜大赦天下。于是当年六月庚申，乃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康；党人二百余人，皆赦归田里，惟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史称第一次党钢之祸。
  　　自此正直废放，邪枉炽结，海内希风之流，遂共相标榜，指天下名士，为之称号，上曰「三君」，依次为 「八俊」、「八顾」、「八及」及「八厨」，犹古之「八元」、「八凯」。窦武、刘淑、陈蕃为「三君」；君者，指一世之宗。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畅、刘佑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写为「八俊」；俊者，指人之英。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肃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勳、蔡衍、羊陟为「八顾」；顾者，指能以德行引人者。张俭、岑晊、刘表、陈翔、孔昱、范康、檀敷、翟超为「八及」；及者，言其能导人追宗者。度尚、张邈、王考、刘儒、胡母班、秦周、蕃向、王章为「八厨」；厨者，指能以财救人者。
  　　又张俭乡人朱并，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，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禝。灵帝熹平二年(173)冬十月丁亥，帝依侯览之奏，诏刚章捕俭等，计捕李膺、范滂等百余人，皆死狱中；妻子徒边，诸附从者锢及五服内亲。余或先殁不及，或亡命获危。自此诸为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眦之忿，滥入党中。又制诏州那大举钩党，或未尝交关，亦离祸毒。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，一切结为党人。其死徙废禁者，六、七百人。史称第二次党锅之祸。
  　　其后光和二年(179)，帝依上禄长和海之请，党锢自从祖以下，皆得释放。中平元年(184)，黄巾贼起，中常侍吕强奏陈，党锢久积，人情多怨。若久不赦看，轻与张角合谋，为变滋大，悔之无救。帝惧，乃大赦党人，诛徙之家皆归故郡。此事先后历二十余年，海内涂炭，天下善士，多不能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