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人名。（公元？～473） 字彦和，南朝梁东莞（今江苏省武进县）人。早年家贫，依沙门僧佑，学习佛教经论，晚年出家，法名慧地。着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。书中讨论的范围广泛，包括文学源流、文体区分、创作方法及文学批评等方面，为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着作。

生平

刘勰（约465～约532年，字彦和。原籍东莞莒县（今属山东日照市莒县），世居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人。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。幼丧父，笃志好学，因家贫，住在佛寺。十多年后，他精通佛教经论，并钻研了儒家经典。30多岁时，写成3万7千字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法，又和唐朝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、清朝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并称中语文史批评三大名着。

早年笃志好学，家贫不婚娶，依定林寺僧 校定佛经。梁武帝时，任奉朝请、东宫通事舍人、步兵样尉等，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重。晚年出家 ，改名慧地，寻卒。所撰《文心雕龙》50篇，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，抨击当时创作界片面追求形式的风气，体系较为完整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理论批评着作，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！

《文心雕龙》

《文心雕龙》是中国最早一部理论较完整的文学理论着作，大概成书于南齐末年。而中语文化的主流便是经学，这一点正是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宗经的文学观。进一步说这种「宗经的文学观」又与玄学的背景息息相关。

一般人所说的魏晋玄学，是指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生哲学探讨的一种学术。玄学家主要依据中国古代的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三部经典，在儒与道、个人与群体、自由率真与社会伦理秩序要求的矛盾中，去诉求、阐发人生的真谛。以前不少学者认为玄学是以道家思想为主，但如果以玄学的内容特质来看，其骨干仍是以儒家思想为重心。不过，刘勰认为玄学风尚下的文坛，「离本弥甚」、「将遂讹滥」，为了正本清源，端正文风，而作出「体乎经」的主张。玄学思想《周易》是主要的依据。而《文心雕龙》的写作，便是取法《周易》。〈系辞传上〉说：「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」而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就很明确指出其撰写本书的目的。他说：「位理定名，彰乎大衍之数，其为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」「大衍之数」就是「天地之数」，《文心雕龙》之作就是彰显「大衍之数」，与《周易》精神相一致。又刘勰对孔子至为尊崇，本来他一生最重要的职志，就是要效法两汉经师，徧注群经，但因马融、郑玄等为群经作传注已有很大的成就，只好改作《文心雕龙》来弘扬经教，〈序志〉篇又说：「予生七龄，乃梦彩云若锦，则攀而采之，齿在踰立，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行；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，大哉！圣人之难见也，乃小子之垂梦欤！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，而马、郑诸儒，弘之以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……于是搦笔和墨，乃始论文。」因此，〈宗经〉篇提出「五经含文 」之说即是他「宗经为文」的文学观；亦即经典为文章写作的法则。他认为文学创作不管从文义内容、形式结构、遣词造句，都可从经典得到启示。《文心雕龙》首〈原道〉次〈徵圣〉再〈宗经〉，其实〈宗经〉是刘氏论文的源本。而所谓「五经含文」的主轴思想是：认为六艺为文章之源头，其次经典为文章写作的法则，再其次则又认为后世文体脱胎于五经。因为刘勰把文体分为二十类，都是在诸经不同特质的标准下，所开拓出宽阔的领域。再者，他也认定经学教化理想藉文艺而落实。

参考资料:

• 　　刘勰，字彦和，南朝东莞莒人，即今山东莒县人，正确的生卒年代，史无详载，据多数学者考证，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(465)前后。至于卒年，则学者间尚无定论，然亦大致倾向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(520)至梁中大通四年(532)之间。
  　　刘勰早孤，家贫，然而笃志好学，据〔文心雕龙·序志〕所载，知其曾于七岁时，梦彩云若锦而攀采之，隐然具有成为「梓材之士」的理想，怀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。然终因家贫，故于母亲死后，入定林寺依名僧僧佑而居、居定林寺十余年，博通经论，并于僧佑之主持下，参与佛经之整理研究、分类着录编集等工作、严可均所辑〔全梁文〕第七十一卷收有僧佑主持编定的各种佛经和佛学论着的序记，其中杂有刘勰之作，如〔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〕、〔出三藏记集序〕、〔钞经录〕可能均出自刘勰之手，甚至〔弘明集序〕之风格亦与刘勰相似，可见刘勰为僧佑之重要助手，对于整编佛教文献功不可没。尤其帮助僧佑编辑〔出三藏记集〕，对东汉至梁期间所译经、律、论三藏的目录、序记和译者传记等加以整理着录，成为我国现存之第一部经目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刘勰于依僧佑而居期间，又常从事佛教碑铭之写作，并以此闻名于京师，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之碑志，必请刘勰制文，可惜今多不存，仅〔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〕一文留存至今，宋孔延之〔会嵇掇英总集〕卷十六全文收录。这篇碑铭颇长，然而全文洋洋洒洒，气势非凡、结构谨严，描写石城之自然景观与赞美造像之部分，则富于文学性，脱离一般碑铭之刻板形象。
  　　最直接表现刘勰佛学思想的，当属收于〔弘明集〕第八卷的〔灭惑论〕；〔灭惑论〕之作，主要为驳斥〔三破论〕而来。由于刘勰深通儒、道思想，于佛学界又颇具名声，因此为文破斥当时对佛教的攻击，自属适当的人选，其所论辩，于当时更具有重大意义。文中阐述佛教理论与儒家提倡的孝道思想、礼义精神可以并行不悖，认为倡导佛教更不会导致「国空民穷」、「国灭人绝」，用以反驳当时所称佛教「入国破国，入家破家，入身破身」的说法。并指出佛法所重在于修练精神，道教则重在修练形体，然而形器有终，而神识无穷，因此道教之要求长生成仙为不可能，而佛教由于以追求精神的超越为本，所以可教人获得精神的解脱与生活的智慧。刘勰诋斥道教炼丹服药之无意义，而以大乘佛学空宗的理论阐发佛学练神的主旨，以为「大乘圆极，穷理尽妙。故明二谛以遣有，辨三空以标无，四等弘其盛心，六度振其苦业。」由大乘佛教之注重普渡众生，不以追求寂灭为务，因而常怀出世而不离世之精神，重视现实人生，尤其是布施、忍辱、精进三度之修行，与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更可相通。
  　　刘勰之代表作〔文心雕龙〕与锺嵘之〔诗品〕并称中语文学批评典籍之双璧。〔文心〕不仅为文学理论之作，全书更有体大虑周、笼罩群言之特点，具有完整严密之理论体系。溯其源由，则与勰钻研佛教经论，深明精密思辨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