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人名：(1) （公元1020～1077）字子厚，宋郿县横渠镇人。服膺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中庸》、孔、孟之学，为一代大儒，世称横渠先生。着有《西铭》、《东铭》、《正蒙》、《理窟》、《易说》等，总称《张子全书》。(2) 字孟阳，晋朝安平人，生卒年不详。为闻名文学家，官至中书侍郎；性闲雅，博学能文，着诗文多篇行世。

生平：　　

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（公元一零二零年），卒于北宋神宗熙宁十年（公元一零七七年），年五十八。张载，字子厚，号横渠，生于河南开封，因其父累任外官并卒于任，故举家寓居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（关中地区），故学者亦称其横渠先生。曾与二程论学，学推本六经，治学极勤，后因其弟忤王安石，故退居关中故里讲学，开后世所谓关学一派。晚年受荐于吕大防，诏知太常礼院，后因疾归，卒于途中。

着作：

着有＜西铭＞、＜东铭＞各一篇，《正蒙》十篇，《经学理窟》十二篇，横渠《易学》三卷，《语录》、《文集》各一卷，其中《易学》今以亡佚，后　　人编有《张子全书》。

观点：

一、民胞物与

二、慎保善性

三、万物一体

评价：

钱穆认为「六有四为」之学：若谓濂溪高洁，康节豪放，横渠则是坚若卓绝。横渠自述其生活与志愿，钱穆题括为「六有四为」之学。

• 　　张载(1020~1077)字子厚，其先世本大梁人；历五代，不仕。至其祖复始仕真宗朝，为给事中，集贤院学士，赠司空。父迪仕仁宗朝，知涪州，卒于官所；时其弟兄均幼弱，不克东归，遂寄籍陕西凤翔府横渠镇，后世因尊为横渠先生。
  　　张载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，死于神宗熙宁十年；论辈分为二程兄弟的表叔，比康节小九岁，比濂溪小三岁，享年五十八岁。
  　　张载少孤，能自立，志气不群；十八岁时西夏侵中国边境，乃上书谒范仲淹，欲聚众取洮西失地以报效国家，文正公一见之下，即知其为可造之才，乃责以：「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？」并赠〔中庸〕一册，要他仔细研读。横渠初读其书，犹未以为足，后渐觉其中自有至理，遂改初心，专心求道。
  　　后横渠至京师，从学者甚众，坐虎皮交椅讲授〔易经〕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及与二程兄弟讨论，即停止讲学，并且诚恳地告诉他的学生说：「今有二程至，深明易道，吾不及也；可往师之。」其虚怀若谷，有如此者。
  　　张载三十七岁时，考中了进士，奉派为云岩县县令；施政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，以教育者的态度，教化县民注重孝悌，每以月吉，具酒食，召父老高年者，亲为劝酬，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，顺便探询县民疾苦，及告以训诫子弟之意。就任未久，即政通人和，民俗丕变。神宗熙宁二年(1069)，由于御史中丞吕晦叔推荐，升调为崇文院校书。因当时王安石执政，厉行新法，他不愿卷入新旧派党争的漩涡，乃托疾归横渠故居，一面讲学，一面着述，以全副精神，教育后辈；其抱负极大，收效亦宏。
  　　横渠敝衣蔬食，与诸生讲学，告以知礼成性，变化气质之道；以为这是为学求道的基本工夫。气质变化后，横渠还勉学者必须求做圣人，达到仁者的境界。他认为秦、汉以来，学者最大的毛病，就是「知人而不知天，只求做贤人，而不求做圣人」。所以他告诫学生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「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」。
  　　横渠教学，概括言之，为「穷神化，一天人，立大本，斥墨学，尊礼、贵德、乐天、安命，以〔易〕为宗，以〔中庸〕为的，以〔礼〕为体，以孔、孟为法；黜怪妄，辨鬼神，其家族婚丧葬祭，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；又论定井田、宅里、发敛、学校之法，皆欲条理成书，而措诸实用」。至是，关中风俗，乃一变而至于古。
  　　熙宁九年(1076)，吕汲公大防荐于朝，认为「张载之学，善发圣人之遗意，……乞召还旧职，访以治体」。神宗乃诏知太常礼院，与有司议礼；会有言者，欲讲行冠婚丧祭之礼以善俗，礼官安习故常，以古今异俗为说，横渠力争不得。会有疾，乃谒告以归。中道疾作，抵临潼，沐浴更衣而寝，旦视之，逝矣，时为熙宁十年十二月。逝时囊笥萧然，明日，门人在长安者，奔哭致赙襚，始克敛，遂奉柩归葬于涪州。翰林学士许将等，言其恬于进取，乞加赠恤，诏赐馆职半转。嘉定十三年(1220)，赐諡明公，淳佑元年(1241)，追封郿伯，从祀学宫。清雍正二年(1724)，改称先贤，父迪亦配享祠庙。
  　　横渠着述闳富，今其存者，凡〔东铭〕、〔西铭〕各一篇，〔正蒙〕十七篇，〔易说〕上中下三卷，文集十卷，〔经学理窟〕十一篇，以及后人纂辑之语录、后录二卷，〔性理拾遗〕一卷，〔近思录拾遗〕一卷，〔二程书拾遗〕一卷、附录一卷；其他佚亡不可考者，谅亦不少。
  　　由于横渠立心要与天地同大，故其工夫一刻间断不得，也一刹那放松不得，如说：「言有教，动有法，昼有为，宵有得，息有养，瞬有存。」在横渠看来，要做一个君子，自一身以至一日一刻皆当操存省察，无少间断，然后能进。就一身而论，不能无言语，所言则必系合乎世道人心而后为「有教」；不能不行动，而行动必须中乎规矩准绳而后为「有法」。自一日而论，白天必有所事，必须勤其功而始为「有为」；晚间亦不可荒废，必澄清思虑以验「有得」。此即朝乾夕惕的意思；要一息之间，道义不使去心，一瞬之顷，天理自觉常存。到此境界，始能通天地万物，而为一体。因此他常说：「夜间自不合睡。」而其着〔正蒙〕时，常夜里默坐彻晓，处处置笔砚，得意即书。横渠是一个爱思想的人，要在思想上组织成一大体系，而思想之来，有时稍纵即逝，故而他想到一处，便要急速将之写下。他为学态度谨严，因此并不是所有写下的，都是他着作中存下的；他的着作，多是经苦心力索，精思凝链而成。
  　　横渠本有志于政治，思将儒学的理想，在政事上实践出来，后以其道不行，乃退而讲学着述。他的着作，是在日以继夜的苦思中写出，因忘了保健身体，终于以身殉道。因此在其着作中，可说是投注了全副精神，展示了全副性情，也呕出了全副心血。
  　　横渠生活简朴，其所居横渠故地，至僻陋，敞衣蔬食，与诸生讲学，贫不能自给，人不堪其忧，而横渠处之益安；其门人之贫困无赀者，虽粝蔬率与共之；其家童子，必使洒扫应对，给侍长者，女子之未嫁者，必使亲祭祀，纳酒浆。尝曰：「事亲奉祭，岂可使他人为之。」因事亲所以尽子之道，奉祭所以达己之诚，此二事非别人可代为。晚岁，适大歉，至人相食，家人恶米不凿，将舂之，横渠亟止之曰：「饥殍盈野，虽蔬食且自愧，又安忍有择乎？」居恒以天下为念，道见饥殍，辄咨嗟对案，不食者终日。
  　　横渠认为世人所谓勘破世俗，安于贫贱者，违心之论也；若计有所出，力有可为，才有足济，恐未肯安之。必其真知义理之可乐，内重者外轻，一切利欲无足以动其心，乃能安乎贫贱。
  　　横渠认为礼义为人生之根本。世人溺于耳目口体之欲，谓其可以奉身，欲以奉身，身已先为物屈，物纵好，身心先已不好。学者如惟衣食游乐是谋，则其志趣品地可知。
  　　吕与叔撰行状，推崇「横渠气质刚毅，德盛貌严，然与人居，久而日亲，其治家接物，大要正己以感人，人未之信，反躬自治，不以语人，虽有未喻，安行而无悔，故识与不识，闻风而畏，非其义，不敢以一毫及之」。后以为知言。
  　　由于横渠气质刚毅，故为学精思力践，进道之勇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又由于其气质刚毅，乃能不屈于物欲，而持终如始，操持不息。
  　　王船山〔张子正蒙汪序论〕中指出：「学之兴于宋也，周子得二程子而道着；程子之道广，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。张子斅学关中，其门人未有殆庶者；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、文、司马诸公，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，是以其道之行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颉颃。而世之信从者寡，故道之诚然者不着。」船山又说：「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，下救来兹之失，如皎日丽天，无幽不烛，圣人复起，未有能易焉者也。」又说：「张子言无非易，立天、立地、立人、反经研几，精义存神，以纲维三才，贞生而安死，则往圣之传，非张子其孰与归？」对横渠可谓推崇备至。
  　　横渠之学，虽以门弟子未能光大师传，致其学派之传授不着，但在思想的影响上，却是无幽不烛，光芒万丈。横渠的着作，深为后儒所激赏；横渠的思想，亦为程朱所绍述。横渠以道自任之志，以天地之心为心的抱负，以及民胞物与的精神，尤足为后世所敬仰。横渠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」数语，其气势磅礡，实可传诵千古。